大豆是典型的土地密集型产品，我国的土地资源禀赋是大豆种植产业最大的约束。2006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公布的统计年鉴显示, 我国可耕地面积为1.37亿公顷, 人均仅有0.11公顷, 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2, 仅为美国的1/6、阿根廷的1/8、巴西的1/3，特别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耕地总量和人均量仍将持续减少。比较优势理论告诉我们，一国在某一特定产业内生产要素禀赋的相对稀缺必然导致该产业产品价格的相对昂贵。我国人均耕地资源的稀缺是国产大豆价格高于进口大豆的重要原因之一。人均耕地资源的稀缺导致了大豆生产方式的小农经济格局：农户种植规模较小,户均仅有1-3亩。与此相反，美国、阿根廷、巴西等国都采用大规模的农场机械化生产方式，其生产规模远远超过我国。规模经济的存在使得美国、阿根廷、巴西等国的大豆生产成本更为低廉。

 

    保罗·克鲁格曼认为贸易格局的形成过程中，“历史”和“偶然”埋下了区域分工的种子，而规模递增收益则不断强化着既定的贸易格局②。我国在大豆产业并非没有先占优势，我国曾经一度是大豆产业的全球霸主，“历史”和“偶然”赋予了我们宝贵的野生大豆资源③，但生物育种等研发能力的薄弱阻碍了大豆产业的技术进步，使我国逐步丧失了大豆种植产业发展优势。

　　

    二战后，美国由于国内食用油缺乏，开始大规模种植大豆；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将转基因技术应用到大豆育种，删除了不良性状，大大增强了抗虫害能力，大幅提高了单产。阿根廷大豆产业的发展除了得益于其适于大豆作物生长的土地资源外，更为重要的是1990 年以后阿根廷迅速采用免耕法栽培技术种植转基因大豆，使得平均成本至少降低了20%。

　　

    相对于进口转基因大豆而言，我国传统大豆主要表现为两大劣势：一是我国大豆单产较低，2005-2006年度大豆单位面积产量为1.70吨/公顷,仅为美国的58.4%,为世界平均单产的72%；二是我国大豆出油率低, 为16%-17%, 转基因大豆的出油率则可达到19%-20%, 两者差2-3个百分点④。较低的单位面积产量意味着较高的单位生产成本，而低出油率则意味着高压榨成本，此外再加上高昂的流通费用，我国大豆种植产业便逐步丧失了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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