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长沙农民增收165.7倍
农业兴,基础牢。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长沙农村经济总量迅速扩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按现价计算,下同)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3.4亿元飞跃到2008年的282.3亿元,增长逾80倍。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48元上升到2008年的8002.6元,增长165.7倍。农产品的不断丰富和产量的大幅增加,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显著增强,为长沙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创造了牢固的基础。
农民的真实感知是验证辉煌的最好例子。近日,记者先后采访了4位农民,他们身上发生的故事,生动地反映出长沙农业60年来的巨大变化。
“万元户”张明尧
从困难户到年收入10多万
他叫张明尧,让他出名的是1982年11月16日《长沙晚报》头版头条刊发的新闻:《望城出了个“张三万”》。
上世纪70年代,一年到头张明尧夫妻俩拼尽全力,也只能糊口,长期欠账,是典型的困难户。1979年,改革的春风开始慢慢吹进张明尧所在的小乡村——望城县黄金乡金桥大队,已经40多岁的张明尧包下了大队猪场。一年下来,他就还掉了欠国家的钱,还有了72元积蓄。1982年,张明尧掏钱买下了队里的猪场和一块地。同时,他还做起了豆子粉丝加工,开始了他真正的致富之路。粗略盘算,当年可以实现三个“一万”,从此,“张三万”的大名就传开了。1984年,他家告别了茅草屋,盖了砖瓦新房。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张明尧的年纯收入已达10多万元。
数字:农业兴,腰包鼓。60年间,农民生活由贫穷到小康。长沙农民人均纯收入过去处于全国省会城市中下游水平,目前跃居到全国35个省会及重点城市第12位、中部省会城市第1位。2008年,长沙农村全面小康实现程度已达到80.2%。
“种粮大户”刘国斌
从种田10余亩到1000多亩
他叫刘国斌,浏阳市龙伏镇的“全国种粮大户”。
“过去一户起早贪黑,最多种10余亩水稻。”刘国斌介绍,1990年,他和镇上几户人家开始使用农业机械种田,率先尝到了甜头。收割机、插秧机的效率是人工的几十上百倍,刘国斌不满足于种好自家“一亩三分田”了,从2000年起,他以租赁等方式,将其他农户的几百亩土地流转过来统一耕种。“道理其实很简单,规模越大越划算。”去年,刘国斌早晚稻一共种植了1406亩,收获稻谷700多吨,纯利润二三十万元。今年,他的种粮面积进一步扩大到1500余亩。
数字:无粮不稳,无粮不宁。60年来,长沙农业的粮食总产量由74.3万吨增加到248万吨,增长3.3倍。人均粮食占有量由240.3公斤提高到386.4公斤,增加146.1公斤。截至今年年初,全市有一定规模的粮食生产合作社达到20余家,50亩以上的种粮大户达到417家,其中500亩以上的8家。
"现代庄主”周猷
从个体农户到建设万亩农庄
他叫周猷庚,正致力于建设一个面积3.7万亩、全省最高标准的现代农庄“圣毅园”。
走进长沙县北山镇的圣毅园农庄,一路上,连片平整好的耕地和田埂上排列的一台台农业机械,让参观者惊叹不已。虽然尚在建设中,但产业化链条已现雏形。当地成立了土地股份合作社,农户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合作社,成为农庄股东之一;另一方面,农民在取得土地租赁费的基础上,还可以获得工资以及合作社分红收入。
“农庄今年早稻收获2600多吨,粮食精深加工项目正计划上马。”周猷庚充满信心地介绍,农庄计划种植无公害有机水稻1.2万亩,间种油菜1万亩、油茶1万亩,综合种植菊花、金银花和板蓝根1万亩,以及无公害蔬菜2000亩。
数字:根据市农办统计,长沙农业劳动力人均年创造的价值从1978年的680元增加到2008年的8910元,农业劳动生产率30年提高13倍。单位耕地面积农业产值由1949年的81元/亩发展到2008年的7179元/亩,2008年全市农业机械总动力达62.06万台、424.35千瓦,拥有农用拖拉机2.51万台、农用汽车2.23万辆,机耕率达95%、机收率达86%。长沙农业正逐步从传统农耕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换。
■“兼职农民”彭文华
从年薪15万到回乡搞农业
他叫彭文华,2006年获得中国人民大学硕士学位,2007年回到家乡宁乡县南洲村。
2006年,在三一重工工作的彭文华年薪约15万元。就在旁人觉得彭文华春风得意的时候,2007年4月,彭文华辞职回家乡南洲村当起了“兼职农民”。他办的第一件实事就是修路,自掏10万元作为资金,并为家乡出谋划策、奔前跑后。
“家乡迫切需要熟悉现代市场经济、懂现代农业的人。我回来就可以利用这些年来积累的人脉关系和企业资源,为家乡的发展提供思路、信息和资金支持。”他说。
2008年3月5日,深受村民信任的彭文华全票当选村党总支第一书记。
数字:新农村,新农民。长沙农民的素质不断提高,像彭文华这样的高学历农民也不在少数。据1000户农户抽样调查显示,2008年有30.5%的农村劳动力文化程度达到了高中以上水平。2006年的农业普查显示,长沙市14.8%的村有体育健身场所,20.9%的村有图书室、文化站,32.3%的村有农民业余文化组织。